因为，孙中山很少使用权力一词，偶尔使用也只在主权的意义上使用，如他说：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
基本权利冲突与前述其他概念作为诠释和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应运而生，迅速发展，并延伸及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基本权利冲突。基本权利释义学之所以采取阶层化的框架，旨在确保国家与人民间的安全距离，防止过早、过快否定基本权利保护。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梅菲斯特案判决中反复重申，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故公权力之干预私人自由必须遵守之。在自由权侵害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基本权利冲突具有多重地位，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难以在某一阶层或者采用单一方案彻底解决此类问题，何况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也存在不足，故而不仅应关注经由解释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依照基本权利位阶予以处理、根据实践调和原则进行个案权衡、引入比例原则、基本权利行使的前置程序等解释论方案，还应关注通过立法预先设定解决方案的立法论方案。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宪法并未给出基本权利冲突的具体解决方案，而是委任有权国家机关确定具体情形下基本权利行使的边界，只要经由普遍适用的抽象规范对解决基本权利冲突而言是可行的，则立法者应对相互冲突的权利进行调整，并作出妥善的权衡。[55]参见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第57页。[108]而基本权利本身若不能为立法提供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标准和基准，则将丧失存在意义。
[9]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见前注[7]，第99-101页。[58]参见李震山：基本权利之冲突，《月旦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第60页。不过，这些教材或论著在相关章节的陈述过程中使用权力权力主体和权力关系的情形并不少见。
丘汉平：《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5、95—96页。而权力之实质，则为兵力。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 权力 权利 法权 平行型权力 。前面列举的一些时间节点显示，在日本，权力一词的出现，比权利一词的出现只晚7—8年。
但不足之处是，这中英两句话不处在字典的权字条目中，而是处在侠字条目中，故而其展示的权力与英文法学名词authority的对应关系没能引起中外学术界人士的足够关注。而因此造成的弊端，则是权之名与实的不确定，即两种法律实体共一个名称，以致权的具体所指需要根据上下文判断。
[91]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孙文选集》（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51] ［日］穗积重远：《法理学大纲》，欧阳溪译，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章标题无权力、权利，但节标题有公权力、权利。绝对的故无限制，关系的故有限制。这部分学者不仅把权利中的公权解说为个人对国家之公权，还往往加进了国家对个人之公权，其内容实为福泽谕吉所说的国权之对内部分，即公共权力。
[120] 这需要另行做专题性研究。朱祖贻编著：《法学通论》，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56页。近二十多年有学者在尝试揭示权力本质时提出，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105]似可大致概括为实现权利之力说。[104] 这句话中涉及的相关学说详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4-25页。
法学著作中power、authority如何翻译，像right的翻译一样，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中日两国学者翻译西文法学著作历史上遇到的关键技术难题之一，最初的译者一定深受其困扰。[122]可问题在于，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的法，包括宪法和各种法律，其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过这种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在内的权利。
不过，在同一时期还有教材采用了新的技术性安排：或许是意识到平行型权力与复合型权利在同一部法理学教材中并存不太协调，一种使用范围更广泛的法理学教材的编写者采用了尽可能不使用贴近本国法律实践的平行型权力概念的办法来避免不自恰的局面，其表现形式是在教科书中安排外延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概念（实为法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代替权力出场，同时全书也不正面论说权力，竭力避免在一般意义上提及权力。古希腊的部分地区是否例外，有待研究。
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在《汉法拉大辞典》和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是分为四步走的：第一步，在《汉法拉大辞典》中，权字的含义之一与拉丁文dominium、auctoritas和auctoritate形成了对应关系，这可视为包含权力含义的权字及后来出现的汉语名词权力与西文形成对应关系的基础。它们可谓都以不同身份行使权利和权力两种权能，即以企事业法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以与国家、国家机关相关联的其他身份行使相应的权力。比如说设立警察法，整备道路、桥梁、堤岸，设立学校、寺院、公园，制定卫生法收取区域管理费等等。[5]权力在中国社会和法律实践（指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下同）中分量之重与其法学理论学术地位之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制必与权力相缘，故凡制皆强制也。[123]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教材，该书给法律责任下的这个定义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及权力主体（即职权、权限、公权力等的主体）和他们不适当地行使权力的法律后果。
这对孪生概念对1900年之后的中国法学影响极大，而且直接地看，影响力主要来自包括前引相关论著在内的汉译日文法学著作。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受日本传入的权利义务解说范式或表述结构的限制，权力在中国法学体系中的地位被长期人为地边缘化。
马礼逊给出的这句话的对应英语是：some say， that Hēě expresses exerting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for the assistance of others.[19]这里使用的权力一词，其含义首先和主要地是同authority对应的。权力概念须符合中国和当代世界法律实践中权力现象之实际。
一、中文法学中权力的降生、传播和使用 中国人的权力观念起源于青铜时代，其证据是出现了象征权力的青铜大鼎，如商朝（约BC1600—BC1046年）。私人相互之关系，苟用权力而全其利益，则诉于国家，可无须公力矣。
[32] 吴尔玺『国際法：一名万国公法』卷四，箕作麟祥译（弘文堂藏版，1873—1875年）18页参照。[摘要]权力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分量之重与其法学学科地位之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状况本身表明，现代意义的权力概念已经在权字的母体内成熟了，亟待获得独立中文载体，以便从权字中成功降生。[76] 同前注［72］，程波书，第19页注释部分。
[20]有学者著书专章讨论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与日本学者的关系，他援引详细的史料证明了该系列的字典在1830年的日本已得到官方的重视并开始供译员们参考使用等事实的存在。见Emer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An Edition by Joseph Chitty， T. J.W.Johnson，Philadelphia， Law Booksellers， Successors to Nicklin Johnson.，1844，p.292. [17]［美］吴尔玺：《公法便览》，［美］丁韪良译，同文馆1877年刊印本之影印本，见丁韪良在自序之外所写凡例，第2页。
[101]这或许是法学研究者在运用权力概念过程中更多地尊重和参照本国宪法、法律，更贴近本国法律实践的必然结果。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关注西学和日本法政思想及学术，读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箕作麟祥译著和论著当为起码的选项。
（九）随着外延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虚幻的复合型权利概念逐步淡出中文法学的基础性范畴架构，与我国宪法、法律文本契合的外延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的地位理应获得提升和巩固，同时，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领域放弃某些现有不合理、无根据的基础性命题也势在必然。至于权力一词来到中国属回归还是引进，或许纯粹是一个经院哲学式的法学问题，不妨存而不论。
《康熙字典》和更早的各种汉字字典中的权字条目都没有列入或提及权力，[10]足以说明问题。他说：国家即固有统治权之主体，而为一切权力之渊源。（一）当代中文法学应把权力放在与权利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研究。[108]所以，我们可以说，权力的这些表现看起来体现的是公共利益，但只是表面上的公共利益，实质上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利益。
从中文法学后来的发展看，这种悄然调换概念表述法律关系的技巧，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当下。[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权力与社会》，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9页。
（3）属于国家所有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它们同国家机关的关系，实际上取决于法律落实宪法相关条款的具体化程度[116]和相关国家机关主导开发利用它们的范围和程度。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盖征税有征税之资格，除国家与地方团体（地方政府——引者）之外，不能以私人资格征收之，故曰公权。伴随这种历史性变化的必然是政府开支绝对量和占比的大幅扩大，以及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队伍的相应增加，它们在法律上的必然表现，就是权力绝对量和其在法权结构中占比的显著增加。
